我的升学季是从完美到不完美的修行

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比较惨。

那些在别人眼里成绩光鲜的日子，我其实一直过得不好。

从小学一二年级起，班上五六个女生和几个男生组成的小群体一直找我麻烦。老师也从没有支持过我，不敢沟通，我总觉得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的。

可我的成绩一直稳定地好。中学进了西城一所重点校，我是全班第三名。如果不是英语拖后腿，我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妈妈是医生，小时候我的睡前故事有很多医学的元素——癌症、艾滋病、病毒和抗生素...很小我就想去学习和医学相关的知识，顺着这条路走：升高中、考医学院校、念研究生和博士。按理说没什么悬念。

但社交上的阴影一直压着我，让我很难继续待在原来的环境里。

家里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先停下来。

那一年，我的父母都做了职业上的调整——父亲从药企数据分析辞职，转去做家庭教育咨询；妈妈也开启了心理的专业的学习。全家人尝试一起面对我的困境。

但是一开始我们做的并不是很好，可以说鸡飞狗跳。但最后我们都学会了更好的表达方式。我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比我大部分同龄人都要亲近得多。

后来状态慢慢稳定下来，家里开始带着我物色学校。就在这时候，我们来参观了达罗捷派学校的老校区。

• 和父母第一次来达罗捷派（昌平校区）时的合影

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里：每个房门都不只是门，而是拱形的设计。

• 融合了学生想法的（昌平校区）二期图书馆内景

它们让我感觉，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和梦想。

那一刻，我决定留下。

但这条路也并不平坦，想象不到的困难，在前面等着我。

• 上学路上，我的小狗偶尔也会送我一程

如果说来达罗捷派之前，我最失望的是社交；那么来了之后最大的礼物，也是社交。

在这里，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交朋友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交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那是一个话不多的女孩。我们第一次小组合作时，女孩看到我写的语法错了，什么都没说就把我的平板拿过去改。我当时吓坏了，觉得自己肯定拖累了对方。很久以后，我才鼓起勇气问：

“你是不是只是想帮我改一下语法，没觉得我拖累你？”

她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郑重地、缓慢地点了点头。

十一年级年末，我们共同被选中去参加Dean’s List项目，一个哈佛、MIT 的体验项目。出发前，我倒霉地弄丢了护照，整个项目都去不了。

没想到，这个好闺蜜一出门就各种给我发她的见闻。我崩溃到几个小时没法说话，一气之下把她拉黑了。

几个小时后，我冷静下来，把她放出来。我们还像之前一样交流，她给我发旅行中有趣的照片，而我则在上面圈圈点点，诉说自己看到的乐趣。

很久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把你拉黑了？”

答：“知道。”

我又问：“你难道不伤心吗？如果换我，我绝对会生气。”

她又坚定的摇了摇头，但我知道，她就是想着我没去成，所以尽可能地把她的经历发给我，“我想让你开心。”

“那一刻我知道，这个人会是我永远的朋友。”

我是一个特别爱说话、想要表达很多的人。她和我太不一样了。但跟她在一起，我慢慢理解了友谊到底是什么样子。

• 我和室友一起画的宿舍门牌。左1和左2分别代表我和好朋友Alice

在我感到没有安全感、不知道谁能陪伴我的时候，她会像一块岩石一样，稳定地站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

在这所学校里，像“岩石”一样稳定站在我们身边的，不只有朋友，还有老师。

• 我和Alice在23年的舞会中双双成为了Queen（原本我们想要联合让Mr. Peter成为舞会的King，结果他把他收到的所有票都送给了我们）

我们学校的两个副校长，都曾经在某个学年做过我的导师。我做过招生助理，招生的老师们更像是我的老朋友。我经常在心情不好——学习受挫、压力特别大——会去找他们中的任一个。

他们总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现在，你可以先安心难过一会儿。

在这里，我碰到了良师益友，他们让我感到不再孤独。

• 第一次PBL宣告完美结束。我们小组的探究围绕“如何通过网络搭建便利学生学习资料的搜集”

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学习一件重要的事——如何做研究。

• 我和Alice在China Thinks Big竞赛的全国赛现场合照。我们设计了父母在亲子关系中行为自检问卷，并以此撰写了论文，最终成功入围全国赛前40%。

学校英语课把研究型写作纳入每个单元。十一年级，我还上了一门专门的学术写作课，老师会明确告诉你，论文要包含哪几部分——摘要、引言、每一部分应该侧重什么。

这是我以前在公立体系里几乎没有接触过的内容。以前我写的多是议论文和记叙文，学术论文很少接触。

有了方法，我才能把它用到发现、解决真实的问题上。

十年级PBL 项目的洗手液研究，是我学习解决真实问题的开始。

• 第一次参加PBL小组的讨论

起因很简单——我发现很多同学上完体育课不洗手就去吃饭，我完全接受不了。

在我们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任何人只要有想法，不管这个想法太小还是太疯狂，都可以得到支持，从而有可能变成现实。

我发起了这个项目，人气爆棚：七八个十年级、十一年级的女生加入。人多到要分两组：一组做调研访谈，一组做市场推广，硬核生物的部分则是一起参与。

第一学期我们在饭前用棉签在同学和老师的手上划一下收集细菌到培养皿培养并把结果汇报给大家，第二学期开始测试比较肥皂、清水、洗手液、消毒液哪种方式洗手的效果更好，以及访谈如何可以让大家更愿意洗手。

• 小组成员在洗手液项目中所做的调研和实验

最后，我们用类似“酵素”的概念——果皮加水加糖发酵——自己设计出一款纯天然微生物洗手液。颜色很漂亮，气味也很清香，PBL展览那天请家长 DIY 并购买，做到了勉强回本。

随着这个项目落下了帷幕，在我即将步入最忙的11年级的时刻，想要为这个学校留下一点痕迹的想法愈发强烈。幸运的是，我在这个项目中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让我得以延续我们对生物和心理的热爱。

• PBL成果展现场，家长和我们一起体验制作洗手液的过程

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从头开始，制作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有关大脑的科普书。从两个史莱姆外星人的视角，去探索人类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和行为。从文本、插图到排版，都由我们自己完成。即使去了大学我们也会继续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帮我拿到了好几所大学的面试。其中一所的招生官专门给我发信，说对此印象深刻。

• Zero小组围绕脑神经科学做的PBL项目

我后来才明白，招生官记住我的，不是这个项目多高大上——而是我能在面试里讲清楚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下一次怎么调整。这种“把经验翻译成能力”的能力，才是他们所看重的。

• PTA联系的出版行业专家为学生们提供专业建议

达罗捷派的生物课，也有很多动手的机会——提取香蕉 DNA、做 RNA 实验。印象最深的一次，老师带来了一只新鲜的完整的羊肺，让我们在课堂上解剖。

当我通过努力，从层层组织中剥离出了一段边界清楚的支气管，看到空洞的气管的那一瞬间，我是如此的震撼，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书上的概念——我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究竟是如何工作的。那一刻我的终极问题——人作为细胞的整合如何行动、思考并成为芸芸众生中不同的生命——终于从解剖的角度对我打开了一道门。

我一直知道自己对“人”感兴趣，但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生物还是心理。

九年级的亲子关系研究和非暴力沟通的助教是我在心理方向的探索，十年级是我和生物的碰撞，十一年级与脑科学的邂逅让我心醉，但我听说真正的科研很枯燥，真实的生物，尤其是生物化学非常艰难。

为此我在十一年级选修了学校为我们采购的VHS平台的生物化学课程作为给自己的历练，也通过老师的推荐在假期去生物研究所实习感受每天12小时泡实验室的牛马生涯。就这样在整个高中阶段，我把我感兴趣的范围一点一点收窄到——神经科学。

神经科学，就是让我们理解，在人的身体里，意识是如何运作，并产生复杂的情绪和情感。

意识的基础是神经的回路。

比如，我跟朋友吵架时非常伤心。表面上是吵架触发的愤怒和悲伤，但真正让我产生这些情绪的，可能并不是当下，而是我早年经历形成的思维模式：“他可能不在乎我、不尊重我。”这个模式在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解剖基础的神经回路。换一个角度——并不是“他不喜欢我”，而是“他想表达什么”，这需要我逐渐形成新的回路。想清楚之后，我就不会再难过了。

神经科学研究的，不只是大脑如何工作，而是人为什么会爱、会痛、会感到孤独，又如何真正理解自己，并从解剖的角度接纳自己，甚至改变自己。

这就是它迷人的地方。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在达罗捷派经历的每件事，都作数。

• 我和同学们在CO-OP学生实践中心学习市场营销相关知识

扎实的学术研究方法、PBL 项目的真实项目、非暴力沟通助教经历、帮助学校招生、写给小学阶段学弟学妹的儿童大脑科普书……

• 我在世界华人协会现场担任活动志愿者

这些经历并不是为了填简历而做的——但等申请的时候，它们自然而然地都变成了证据，向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招生官透露着我是谁，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我能为他们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这并不是单纯的选拔，这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和奔赴。

• 在CO-OP作为市场宣传小组组长，协助并参与了很多真实的工作，由我们主笔的几篇文章现在还可以在JPED公众号上看到

最后，我选择了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攻读神经科学。

• Trinity University给我寄来的邮件，走过了那么多后，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未来

不过我的故事，并没有在拿到 offer 的那一刻结束。

拿到 offer 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焦虑，有种很强烈的不确定感，心情也很低落。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正好在参加学校的公益项目，去养老院做志愿者。

那里的老人都坐轮椅，养老院人手不够，所以我们每周三都会带老人们去散步——那是老人们这一周见到太阳的唯一机会。

有一天，我跟一位老人聊天，发现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我带着所有人给他唱了生日歌。

那天我的心情其实很不好，但还是坚持工作。老人看出来了，问我——

“你怎么看起来有点悲伤的？”

• Hands to work期间，我在敬老院和老人一起晒太阳聊天

老人告诉我：

“你一定要开心地活着。人开心最重要。开心才能长命百岁。”

那次我觉得——我给别人带来了一点改变，而这个人，也给我带来了改变。在我漫长的人生里，因为这短短一次相遇，我被看见了，也被安抚了。

和老人的聊天，让我意识到敏感的正向意义：我能注意到老人的开心和难过，同时我也对环境很敏锐，例如校园里漂亮的小花和小叶子，看到它们，我会稍微摸一摸，心情就特别好。

我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点敏感的人，并且享受这种敏感。既然能这么敏感地看到这么多东西，那就享受这样一个多色彩的世界吧。

• 我在校期间做的画

在公立体系下，一个人的闪光点有时候会被名次和标签（例如“985、211”）掩埋等。但比起“他上了一所全球排名多少的名校”，真正吸引我的是——“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

比如——这个人可能会悄悄捡一小片树叶放到兜里，回去给大家做书签；可能他会随手帮助一个窘迫的陌生人，可能他很容易注意到朋友的情绪和感受。

这些，才是我更看重的东西。

当别人想起我时，我希望他们想起的是——

一个爱写诗、有很多浪漫想法的人；

一位有点爱开“地狱笑话”的有点古怪的预备科学家；

一位很有想法、有时候想把所有人都辩论赢的女生...

我不希望被记得是“那个全A的学生”。那些“微小的东西”，才是我们真实存在过的证据。

• 我在学校第一次参加游学并体验皮划艇

很多人选择成为科学家、大学教授，也许只是因为喜欢、感兴趣。我选择神经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过得更好。无论将来我成功或失败，我都会尽我所能去做这些事。

这是我一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