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传出一所投资了十多亿的国际特色学校因投资人变更导致学校管理陷入混沌之中，不仅被曝出多名教师无故被开除，而且家长与校方沟通后被莫名劝退。目前，多名家长已带着孩子转学，并表示后悔入读。

根据信件内容，这所国际特色学校位于江苏苏州相城区，家长投诉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校方变更投资人后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资方变更导致师资和管理团队发生较大变化

02.未及时更新学校举办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等相关手续

03.未取得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许可证就开始招生宣传

04.提前收取学费并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读

国际化学校背后的投资方

资方变更为何会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主要是由资方背景所决定。通常而言，国际化学校的投资方有以下几类：

1.政府部门

有政府予以支撑的国际化学校并不多见，但是基本上各地都有一些。这类学校优势是不会出现办学资质问题，而且也不会轻易倒闭。

典型的例子是深圳外国语湾区学校和深圳(南山)中加学校。前者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前身为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岗)国际部(SLIS)，后者由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与加拿大纽宾士域省政府教育部及加拿大加皇国际教育集团共同创办。

2.地产集团

地产和教育有着天然结合的条件，地产集团投资建设国际特色学校曾一度非常盛行并在全国大批量复制。

例如，博实乐教育集团（原碧桂园教育集团）旗下的广东碧桂园、碧桂园十里银滩、广州斐特思学校等；地产大亨万科投资打造的教育品牌德英乐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也已经拥有中小学、幼儿园等13所学校；佳兆业集团投资的深圳华朗学校去年一度被传倒闭后辟谣将继续扩招。

3.科技公司

近年来，不少大众耳熟能详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都在跨界投资教育，创办民办学校。像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投资建设的清澜山学校；由阿里巴巴合伙人出资在杭州举办的云谷学校；腾讯在深圳福田区投资建设的明德实验学校等。

科技企业跨界兴办学校本是为了解决旗下公司员工子女就读问题，如今也逐步发展为国内颇具规模和特色的教育品牌，参与并见证了国内民办教育的发展。

4.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学校占据了国际特色学校的半壁江山，通常出资人自身就是教育从业者，对教育有着深厚情怀。

例如，深圳丽林维育礼雅学校背后的投资方维多利亚教育集团（中国），由香港一对丁家姐妹——丁毓珠女士和丁毓娟女士创立。

丁毓珠女士于1958年投身于幼稚园教师工作，边教书边进修，于1964年在葛量洪教育学院毕业成为合格的教师，正式走上幼教的道路。

1965年，与亲姐丁毓娟女士携手创办了维多利亚幼稚园。

1998年，孔美琪博士将维多利亚幼儿园引入内地，在上海成立了第一间中外合资幼儿园（原址虹桥，现搬迁至古美），并成立维多利亚（中国）教育集团。

随后，维多利亚幼儿园先后在上海、苏州、杭州、深圳办学，逐步形成维多利亚教育集团（中国）的教育版图。

校方与资方必有一战？

历史上毁于内斗的王朝数不胜数，国际化学校也同样如此，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导致整个学校分崩离析。

由原清华附中国际部校长马成于2018年创办的T-School，立志于瞄准新中产的入学需求，打造“小而精”的单体教学模式，采用独创的“四梁八柱”课程体系，旨在快速复制开拓二三线城市市场。

2018年10月，T-School由北极光创投邓锋、双湖资本吴亚军和红杉资本的周逵、鞠青夫妇等明星投资人投资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然而好景不长，这所自称拥有创新教育理念的民办国际化学校，在创办不到一年后停止招生。

据创始人马成的陈述，在学校创办过程中与投资人在教育理念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合作的破裂，后续无法继续获得融资，最终由资金链断裂导致学校关停。

去年，深圳一知名国际特色学校也被曝出由于校方和资方不合，学校师资团队出现大变动，引发家长强烈不满。

除此以外，创始人内部之间的一些纠纷也是催化学校瓦解的重要原因。

苏州新区一中QCE国际课程班，是由澳籍华人、澳大利亚共同成就国际文教集团中国区负责人——陈鹤（CHENHE）与苏州高新区一中合作办学。

满怀激情和热血从澳大利亚回国创办教育事业的陈鹤原以为能够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没想到却被国内一起合作的熟人给坑了一道，国内的合伙人以提供教育局审批为威胁，敲诈勒索陈鹤高达几十万的“好处费”，在这种畸形的合作下，仅招的24名学生初二都没读完便获得了初中学位。

后来矛盾激化的双方终于撕破了脸皮，陈鹤实名投诉、举报，揭露苏州高新区教育局违规审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伙同“高新区第一中学”变相敛财、严重腐败的事实，苏州高新区一中QCE课程国际班也因为违规办学被查办。

那些倒闭的国际学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近年来，国际学校频频被贴上“缺乏诚信”、“运营不善”的标签，每一位家长在择校时不得不重新审视整个行业，考虑诸多因素。其中，办学的稳定性是家长们必须要关注的点。

国际学校多为民办性质，办学者要承担自负盈亏的压力，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国际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和民企的经营有许多相似之处，学校一旦在招生、管理、教学等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营。

国际学校的关停，既有外部政策监管的原因，也有校方自身运营不善造成的原因。总体来说，这些关停的国际学校基本都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受政策收紧影响

近几年，政府出台的各类文件一方面对国际学校市场起到规范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新开的国际学校带来一定阻碍。

教育部出台的《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要对各类高中“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对部分不符合规定的“国际班”要进行清理或转制。全国各地政府都对公办学校国际班政策收紧，上海不仅停止审批同时要求部分办学不规范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改制。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也对民办学校做出诸多限制，明确规定：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取得办学受益。新设的国际学校小学和初中部，直接登记为非营利性的，而且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课程上，按照法律要求，小学和初中要开设中国的课程，高中可以开设国外课程。

2.财务压力大

国际高中的学费动辄一年20万，不少家长认为这是高利润的行业，实际上运营一所国际学校所需的开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包括人力成本、市场选宣传费用、校舍建设和维护费用、课程研发费用等。

据某国际学校执行董事兼中方校长估算，人力成本在一所国际学校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约为50-70%。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以及外教的薪酬远高于传统教师。成熟期的学校能够有效减少市场招生成本，但教学成本占比将会大幅提升。

国际学校教职员工数量视学校规模而定，从几十号人到几百号人都有，按照1:8的师生比来看，一所规模在600人左右的国际学校，教学人员加行政人员接近百人，而且不乏数量众多的外教。多数学校的教学场地非自有，都是租用性质。校舍建设和维护也是一项庞大的支出。

疫情期间，听到多位学校办学者发出类似感叹：不管学校开不开门，只要天一亮，一天就是几十万元的支出，言语中多是无奈之情。一所国际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学校总容量的35%-40%，才能保证收支平衡，对于新开不久或者一直严重缺生源的学校来讲，任何一点特殊状况都可能成为压垮学校的最后一根稻草。

3.管理混乱

相比公办学校，国际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相对宽松，这种宽松的环境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课后也一样，学生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做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宽松不意味着没有管理。高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需要老师刚柔并济，不断地正向引导，并且国际学校的学生大多富有想法，好奇心重，极易受环境影响，如果长期放任不管，非常容易养成坏习惯，严重的还会走向极端。

管理混乱使得整个学校处于无序的状态，学生不以学习为目的，老师没有考核，频繁更换，学校完全处于无序状态。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好的教师流失严重，迫使学校招聘缺乏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的新老师，师资团队整体质量不断下滑，缺少了教学保障，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也会大幅下降，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重新转学，形成了恶性循环。

4.外方突然终止合作

有些国际学校采取和海外高中合作办学的模式，学校的资质通常由海外合作方授权，学生学籍也在合作的高中注册，这种合作模式下中方学校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风险性较大。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果因理念的差异、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而导致终止合作，那会对在读学生的学业和升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进而引发群体性冲动，导致踩踏效应。

经历了疫情和国家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政策，国际学校的家长们也算熬过了“大风大浪”，但看到仍有学校面临“爆雷”问题时，不免发出疑问：

未来的国际学校会更好吗？

学校是否会“爆雷”，投资方很重要。

投资方为钱而来没错，但教育是第一位。

投资方出现问题，要么资金短缺停办，要么与家长老师不和，要么插手学校管理，在此前的“爆雷”事件中很常见。

因为资方是为赚钱而来，这本身没有错。重要的是，投资人办学有没有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如果只盯着家长的钱，不看看学校是否具备相关资质，教学管理是否让家长满意，无论在何时，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宁愿选择运营稳定的老牌学校。

而对于未来，类似上文这种国际学校的情况，不排除还会存在，但相信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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