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政昊称自己为“非著名人文纪实摄影师”，他的大学文书也是以他的摄影作品为线索，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自己的思考与成长。

让我们来打开相册，和Jasper一起，来一场视觉和心灵的旅行吧。

打开相册，抓住我们眼球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落魄的老人推着自行车，背后是繁华的都市，有摩登的公交车和嬉闹的年轻人。让人不由好奇，他是谁？他是否需要帮助？

三年前，赵政昊第一次正式拿起相机，为摄影这种与写作截然不同的生动的叙事方式所神魂颠倒。

照片中的结构、对比、内容可以精准地描绘拍摄对象的现状。彼时的他觉得作为摄影师，只需要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按下快门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当他将这张《推自行车的老人》得意地给朋友展示时，朋友一连串的提问让他沉默而羞愧。“我对这位老人一无所知，他的名字、年龄、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都不了解；即便我和公众想要找到照片中的老人帮助他，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经过一番反思，他顿悟了：尽管捕捉图像能够展现社会冲突，但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和实际功能是模糊的、缺乏深度的。虽然照片是二维的，但是摄影者本人应当传递出三维的信息。

一位云南的老人抽着水烟，边上坐着他的孙子好奇地看向他—这是去年夏天，赵政昊在云南乡村采风时拍摄的。惊险的悬崖峭壁，泥泞的乡村小道，艰苦的硬件设施，对从小生活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视觉冲击。爷爷和孙子之间的年龄差和互动形成鲜明对比，促使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并和爷孙俩聊了聊。

通过与拍摄对象的对话，他了解到当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旅游业，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专业技能去找别的工作。小孩子会去学校上学，但是大人对他们的学业成绩没有太高期望，只想他们能早点放学回家帮忙干活。

“我为那儿的孩子感到惋惜，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兴趣与热爱，我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privilege（特权）”。

赵政昊将爷孙俩照片、故事以及自己的感慨分享在网上，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他说，分析并不是交给创造者的，而是交给观众的。当拍完一张照片，创作并没有结束，而是要交到受众手里之后才算是完成了创作，因为受众会对于作品进行二次解读。但是，他不认为将自己的想法与理解强加在照片上是好的选择，这样会使照片变得狭隘而单一。

“在云南，我无法入眠。总是忍不住抱怨，门外动物的叫声，宾馆里脏兮兮的毯子，当地诘屈聱牙的方言。最终我意识到，我还是没有真正融入这里，只是在做一个观察者。我将当地人从头研究到尾，只是把他们当成我镜头里猎奇的景色，而非真正的平等的人”，赵政昊反思，并下定决心要尊重每个人的文化与背景。

合上相册，赵政昊说他未来想当一名旅行摄影师或者是《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探索多元文化，推动社会平等，准确而诚实地记录各地的人文风貌，做一名称职的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

Jasper对摄影的热爱，让人不禁想再深挖一些，所以除了常规的问题，这次采访中，还交流了许多“刁钻”的问题。

但问题越是刁钻，Jasper却越是如鱼得水，如数家珍，他思想的深度和成熟度令人惊叹。

最喜欢人文扫街。首先，不像是城市景观的爬楼或自然景观的长途跋涉，人文街景的记录对我本身而言就是一种放松，我很喜欢在温度适宜的下午没有目的地出去走走。想拍就拍，累了就在身边的便利店，咖啡馆坐一坐。这一素材的记录过程让我感受到自由自在。而这一种发自本能感受外界的驱动力，也让我在疲惫的IB学习中能迅速恢复过来，更好地迎接学习和生活。

其次的话是因为喜欢观察街角人们神色的微妙变化，并与街边特有的光影结合，记录下只属于那个时刻的“决定性瞬间”。街头摄影的创作也时刻建构着我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使我感受到身处社群中的安全感。

我觉得我还很年轻，还有广泛涉猎的机会。所以平常在严肃摄影集或视觉中国，小红书，ins上看到的不同风格，我都会去试试。

与其说是风格，我对摄影记录的目的倒是比较确定。我希望能够记录下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摄影作品。

我们关注了太多的国际紧张局势，太多贫穷，饥饿。疫情时代来临，数不清的悲剧-战争，空难，伟人的逝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媒体的疯狂报道仿佛一遍又一遍地和人们在说这个世界很糟糕。大众对这个时代的悲剧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晰了，如果我们再一味沉浸在悲伤氛围中暗自悲伤，我们不会前进。

我希望我记录下的画面能够在反映真实世界的同时也能够给人们带来美好和希望。告诉人们“即使当下生活灰暗，但美好就在未来”，让人们能更有动力在了解悲剧后真正拥有内驱力去解决这些客观的悲剧。

关于我的人设，我觉得就是多元吧。“过于极端的观点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像是“中庸”里提到的一样的，去思考不同观点的利弊，并且尝试在两个观点中找到合适于自己的立足点，集百家所长为己所长嘛！这也是我在做的。

人设的多元性本身我觉得就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这么复杂，怎么可能用一个词就把他的内在给概括全了呢？相反的，像我这样的矛盾人设反而我觉得是比较寻常、合理的。

村上春树很多短篇小说其实都不是很严肃的，甚至让人觉得“这老爷子真幽默”。他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解构和反权威的体现。我觉得这和新媒体不是冲突而是契合。

我的EE论文是研究青年亚文化，虽然青年文化目前被称为亚文化，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我认为它们是在互相融合、借鉴的。我想就官媒和自媒来聊聊经典和新兴之间的关系：自媒体时代下官媒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为了摆脱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无聊的内容、空洞的话术，他们必须作出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官媒也在B站开设账号，并且会结合用户群体的喜好去尝试一些创新的报道。

而自媒体，自创始之初就饱受缺乏权威性的诟病。因此不少博主都在尝试将自媒体理论化。例如我们能够看到现在有许多自媒体理论班的创立。越来越多的事件在表明自媒体正在变得愈发成熟。

新旧之间的结合与进步能使我们的媒体环境在未来变得更加亲民、严谨。更多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同时，更多人也都在担负起一个媒体人的道德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