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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两会期间，高层对校外培训和学区房表态要整顿，本周教育部已成立校外培训监管司，前天外媒传出国家计划禁止周末和假期的校外培训，包括线下和线上。

目前还没有相关部门表态，不过看起来国家这次真的要出手了。

总结一下整顿校外培训的原因：

1、校外培训乱象丛生

现在校外培训很火，资本杀入之后，竞争愈发激烈，从招生到收费，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虚假宣传、金融分期以及倒闭跑路等问题。

2、和教育改革也有关系

国家这些年一直倡导素质教育，校内教学越来越宽松，小学三点多就放学了，但这其实是矛盾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校内放松了，只能校外加紧，家长是不傻的，连北京海淀的高知家庭都鸡娃内卷，你让二三线的搞素质教育，是不是有点奇怪。

校外培训不是教育内卷的原因，而是结果，真正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太少，而社会出路更少。

3、从人口问题上来考虑

现在的年轻人不敢生二胎，更别说三胎，有的一胎都不想生，什么原因？

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

这其中教育成本是不容忽视的，即便不买学区房，校外培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上媒体发酵，年轻人自然对生孩子望而却步。

但是，综合这些原因，你会发现这里面很多问题是互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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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

整顿校外培训的原因是教育内卷，而教育内卷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是因为人太多，反过来教育内卷又造成生育意愿下降。

有点乱，来理一理头绪。

先说一个大背景：

人口高峰之后社会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和未来劳动力缺口。

从这个大背景来看教育上的动作，很多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这其实是一系列的供需失衡和资源错配。

首先是教育的供需失衡。

教育供给端无法提供足够的优质教育资源（好学校太少），教育的需求端就从校外培训来补充，市场找到了空白，于是校外培训火起来了，教育内卷了。

这是供给端的问题，甩给需求端了。

其次是劳动市场的供需失衡。

供给端无法提供更好更好的岗位，很多岗位不需要大学生，导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只能继续考研，或者考公，向组织靠拢。

这是和国家产业升级有关的，产业如果无法完成升级，高端的岗位没法凭空变出来。

另外看需求端，大学生期望待遇很高，天之骄子嘛，但不可否认的是，扩招之后大学生的技能其实在下降，有点手高眼底，说实话性价比不高。

大学生太多，但是合适的岗位不够。

最后，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劳动力逐年下降，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而大学生显然是不想从事这些行业的。

又是一个供需失衡。

这一系列的失衡和错配导致了一个结果：

教育内卷付出巨大成本，很多人最后的结果是失业，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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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出的药方是素质教育+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教育端的失衡和错配，打破教育内卷，就是减少校外培训，不能超纲学习，从高中就开始分流。

职业教育就是解决劳动端的失衡和错配，解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问题，同时也能解决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

但是，从目前来看，走的并不顺利。

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被分到职业学校，民办学院并入职业院校也受到阻力。

职业教育吸纳的学生是50%的所谓“差生”，职业院校提供的岗位是待遇不够好的行业，虽然说起来是要推进制造业升级，但是看起来更像是解决劳动力不足。

说白了，还是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

职业教育是需要示范效应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搞职业教育，而不是仅仅为了解决低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国家完全可以搞一两所标杆职业高校来做示范。

参考西湖大学，成立一所职业大学，学校就在雄安，就叫雄安大学好了，既然是改革，当然要冲在最前线，北京几所大学抽调一批师资力量保证教学和研发，国企央企对口培养，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招聘进国企。

观念转变了，这才是职业教育的第一步，如果想要推进职业教育，这一步是绕不开的。

教学、就业、待遇、社会地位、产业升级，这些都是后话，先把第一步走完吧。在这场尚未定局的教培行业变革中，或许我们可以从已有的一些经验中看出未来的模样。

1、假设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难度和竞争压力，是否能减缓教育压力，从而减少校外培训需求？

不用假设，这件事在历史上发生过，不过是发生在日本和韩国。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的三十年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但学校教育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战后的第一批婴儿潮在1960年前后陆续参加初高中升学考试，考生人数一路增加导致升学竞争加剧，为了让孩子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部分家庭产生了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而60年代末日本中小学教育的第三次改革，把现代科学的先进研究成果编入教学计划中，导致学习难度进一步加大。

当时“填鸭式教育”愈演愈烈，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数量激增，从而爆发第一次“学习塾潮”，到1962年日本中学生入塾率已高达30.3%。

日本文部科学省将以上现象归因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太多、太难。同时，社会对“填鸭式教育”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希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1977年，日本政府发布《学习指导要领》，推行“宽松教育”，逐步减少教育内容，旨在让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学生教育压力的降低，而是校外培训的爆发式增长。中小学的学习难度和内容是减少了，但名校竞争局势仍然激烈，公立学校的宽松教育状况和激烈的竞争升学考试不对称，导致更多学生投向“学习塾”。

进行课外补习的学生总数从1977年的310万人增至1985年的450万人，到了2004年已有945万学生参加，学习塾出现爆发式发展、供不应求和参与者低龄化的特征。目前日本最有名、升学率最高的私塾：河合塾、东进、骏台、武田塾、代代木、kumon，正是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

同样，韩国在1974年开始实施高中“平准化”教育，倡导教育均衡，取消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之分，所有初中毕业生按学区划分，通过推荐、书面材料等方式就近升入高中，废除了初升高考试，至此小学到高中各阶段的入学考试全部取消，希望以此减轻升学竞争压力。

和日本“宽松教育”的问题一样，韩国的“平准化”教育也没有带来想要的结果。均衡化的课内教育不能满足激烈竞争之下家长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因此纷纷转向课外补习。

韩国的补习班被称为“学院”， 1975 年韩国有私立学院有 2977 个，1980 年增至 5023个，1990 年继续增至 28862 个。平准化教育主导时期，课外补习机构数量持续上升，到2003 年韩国 K12 课外补习参与率高达 68.8%。

2、假设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训，结果会怎样？

韩国就干过这样的事情。

1980 年，为应对过度竞争的高考课外补习热，韩国实施了“7.30 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大学扩招、取消大学各自的入学考试等，对高考录取进行宽松处理。同时，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一切教育补习行为。

然而，禁止补习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家长的支持，补习的需求广泛存在，导致禁止政策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私人补习禁而不止，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无奈之下，韩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补习教育的限制，政策的重心开始转向由高额辅导费用所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上，甚至组织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主要惠及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以降低课外补习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公平问题。

到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禁止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班的规定侵犯了家长和学生的学习权利，违反了宪法。这一政策颁布后，社会培训机构迅速反弹，加速增长。当前，总人口只有五千万的韩国，教培机构却近十万家，仅仅是讲师人数就多达三十几万

这样的教育乱象之下，韩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学生用于补习班的人均费用全世界第一。在韩国最著名的大峙洞地区有一个“补习班一条街”，仅仅这一条街每年就有20万亿韩元的收入，约等于1200亿元人民币。而在14亿人口的中国，教培行业市值第一的好未来，发展了近20年，2020年的收入也只有287亿元。

3、如果高考成绩不作为唯一的选拔目标，加之更多的素质教育内容，结果会怎样？

韩国也有这样的案例。

韩国大学的录取，其实有三个指标：

韩国政府推行记录本的本意是为了减少教育负担，推行素质教育。但是，这样的素质教育同样是拿钱堆出来的。

只有进入有名的私立高中，花钱请各种老师，才有丰富的社会活动和竞赛经历。而经济拮据的普通家庭，根本无法同时应对学科考试和素质教育的双重压力。

韩国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学习的背叛》，里面就详细记录了三位来自普通家庭学生的经历，看完纪录片，你会发现：宽松的高中教育之外，有钱人的孩子会去价格高昂的补习班、花钱尽可能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有专人帮助整理生活记录本、购买心仪大学的各种情报以应对面试……即使在同一所优秀的学校接受相同的教育，父母在孩子教育上花费的金钱还是会硬生生的将他们拉开差距。

教育的升级之路，终究是靠拼爹的。

在日韩的特殊社会环境下，教培行业的困境，从来就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而是人民都想要成为教育竞争的胜利者和竞争选拔机会有限的矛盾。只要顶尖名校的毕业生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而顶尖名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只占全国考生的不到万分之一，这种矛盾就会长期存在。

而这困境的根源，是在一个阶层逐渐稳固的社会体系，教育扮演了一个带动社会上下流动的公平角色。为了公平的目标，教育几乎是唯一一个有效的手段。

但一旦有选拔，就会有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抄近道”破坏公平规则。所以，即使政府在政策层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出现了问题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