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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曾留学英国

202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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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对于中国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因为社会面临的巨大变化而人才辈出。



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之下,公派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


英国,美国作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自然成为了这批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



最早有记载的游历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自1813年,在伦敦游历期间他写下了诗歌《兰墩(伦敦)十咏》,用传统的律诗体描绘英伦风物。



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伦。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意诚尊礼拜,心好尚持经。独恨佛啷嘶,干戈不暂停。



虽然此诗创作者及其身份已经不可考,但是已经表明东方与西方文化上的交融,冲击已经产生。


到了民国时期,英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留学首选。无论是理工科,还是文科。


而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也成为了国内各行各业,各个学界的先驱者。


今天,小布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曾经留学英国的他们,其中会有你的校友吗?‍






徐志摩/母校:LSE——剑桥大学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为脍炙人口的诗歌,也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而其中所描述的“康桥”,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桥大学。而如今他的诗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仍然刻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片草地上。每年都会有很多中国游客慕名前往。



1921年,在伦敦政经进修的徐志摩由高斯华绥·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代表作《中国佬信札》,主要对中国社会有所研究)的推荐以特别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留学,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并研究政治经济学。在此之中,他曾坦言,因为康河(剑河)的水让他从人文社科转向了诗歌创作。但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将江南的印象带入了英国,他错把他乡当故乡。


另一方面,剑桥的生活也让他彻底摆脱了长久以来的包办婚姻,追求新式的生活方式,或许又是由于罗素,以及古典自由主义等人文社科,形成了徐志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他称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理性为他的浪漫提供了互补,与此同时也是支撑,更是在世界文坛,知识界盲目的左翼理想主义浪潮下保持清醒,他没有忘记,某些看上去具有诱惑性的政治口号在应许一个天堂之前,首先实现的是一片血海。‍




钱钟书/母校:牛津大学


1935年(民国24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的钱钟书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入读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学习英国文学。钱钟书此时的成绩为87.95,为历届庚子赔款公派留学考试成绩最高。



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钱钟书常年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看书学习,自比蠹虫,把博德利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由于图书馆并不外借,因此不得不带着本子边读边记。每当读完一本书的时候,钱钟书也会写下心得。久而久之,钱钟书有大量手稿留存于世。并留下了五册本《管锥编》这一中国研究巨著,以及《围城》,《人,兽,鬼》等中国文学史上留名的文学著作。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在回忆录中记载,就在钱钟书取得文学学士(实际为牛津大学特有的B Litt.)学位之后,他也发现自己为了学位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他称“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从此钱钟书开始不被学历约束,肆意读书。然而牛津大学的“饱蠹楼”,仍然客观上为他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平台。‍





李四光/母校:伯明翰大学


李四光是新中国以来地质学的奠基者,推动了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相继发现的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令中国摆脱了外国专家对于“贫油国”的断定以及“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之说。在学术上,李四光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的奠基人。


在1904年留学日本之后,李四光在1913年入读伯明翰大学,学习此时英国发达的采矿业,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也是最长的一次留学。



在学习期间,李四光感觉到采矿业的发展依赖于坚实的地质科学理论,因此从采矿系转至地质科学系。在1917,1919,1931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8年来均是在伯明翰大学度过的。时至今日,伯明翰大学的地理学/地球科学专业排名仍然名列前茅。‍



 

 



华罗庚/母校:剑桥大学


1936年,经过叶企孙,杨武之,以及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的推荐,华罗庚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剑桥大学数学教授哈代门下学习研究,维纳称华罗庚是中国的拉马努金。对于华罗庚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博士学位,而是剑桥大学的学术环境。在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华罗庚着眼于数论和分析方面的研究,在的剑桥期间,华罗庚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数学二甲,并写作了大约十五篇文章,其中包括著名的《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该文章为华罗庚赢得了国际地位,并被称之为“华氏定理”。1938年,他谢绝了留在英国讲学的机会,回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讲学。‍



 



费孝通和许烺光/母校:LSE




费孝通和许烺光是知名的人类学家,也是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代表人物,费孝通的研究奠定了国内人文社会学的基础。而许烺光则在美国任教,其中美文化比较研究著作,如《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也在中国80年代“文化热”以来,间接推动了国内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两人分别在1936和1937年抵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林诺夫斯基(在费孝通的写作中通常称之为“马老师”)功能人类学的大本营。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这两位中国学生视为自己“最国际化”的学生代表。在《留英记》中,费孝通回忆马林诺夫斯基“席明纳”(就是如今留学生熟悉的Seminar)


他树立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逢星期五除了假期 ,他总是坐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间门上标着他名字的大房间里。这间房说是办公室不很合适,因为满墙、满桌,甚至满地是书籍、杂志、文稿,到处是形式不同的沙发、靠椅、板凳。到了那个规定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同事们、学生们就陆陆续续地来了,相当拥挤。这批人中有来自各国的人类学家,有毕业了已有多年的老徒弟,也有刚刚注册的小伙子。他有他一定的座位,其他人就各自就座,年轻的大多躲在墙角里。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因而烟雾腾腾,加上这位老先生最怕风,不准开窗,所以烟雾之浓常常和窗外有名的伦敦大雾相媲美。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费孝通完成了根据在吴江进行田野考察完成的《江村经济》,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和《乡土中国》并成为中国大陆人类学的两本巨著。‍



由于战争的缘故,许烺光不久后转到美国生活,前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44-1945)、康乃尔大学代理助理教授(1945-1947),并在1977-78年担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许烺光的研究奠定了心理人类学的基础,为人类学提供了非西方世界的、对人类行为研究的视角。



 无论是徐志摩,钱钟书,还是华罗庚,费孝通。对于名校的光环,他们往往采取一种淡泊的态度,对于他们而言,名校所提供的平台,以及更高的学术视野,才真正至关重要。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成功难以复制,但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一颗永远追求真理与美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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