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从伦敦机场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抵达。沿路的学院古典建筑，仿佛从《哈利•波特》里走了出来，慢慢向车窗后退去。学生们抱着书，三五成群走过，和煦的阳光中尽是梦幻色彩。
一年多后，走到大学申请的十字路口，这幅画面时常在她眼前闪现。“经管专业在牛津录取率是最低的，你确定不考虑一下剑桥经济系吗？录取率会高很多。”升学指导老师委婉建议。
“不！”她一口否决了，“我不想妥协，不想为了录取率而选择去哪里。我就试试看，能进最好，不能进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吧。“
录取结果揭晓前一天，徐之琪拿到了牛津入学考试TSA（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成绩，83.6分，远超一般录取线70分（面试线60分），接近Top 1%的水平。
第二天，牛津offer如期而至。
上一次收获高分的喜悦还是IGCSE考试，“9个A+、2个A”的成绩，令她登上学校历年荣誉墙。
▲ 登上荣誉墙
那是她第一次全力以赴，并深切感受到，“努力是有回报的”，“没有人告诉我非要考名校，只是我不想以后后悔，既然我能做到，我就尽量做得最好。”
凯恩斯是徐之琪最欣赏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说，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罕见的各种天赋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同时保持坚定而客观的情绪，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我热爱经济学，因为它不断引入争论、思考和创造性观点，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在她看来，经济会关注到很多宏观层面，比如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的发展，而管理更着眼于具体的公司运作，正是专业设置上这两者的结合，令她对牛津青睐有加。
在大量阅读中，她惊叹于简明的数学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渴望将对数学的热爱和才能更好地运用到学习计量和理论经济学中去。
不同于外界对国际学校学生的普遍印象，徐之琪的理性、自律和勤奋，几乎与她的天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对教过她的人来说，Jessica就是一个珍宝。开朗、自信又谦虚，她是周围所有人的灯塔。”经济学老师Nick Marsh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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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她像灯塔一样，激励着所有人
牛津第一场经济学面试，徐之琪抽到的案例题是，根据几个老人给出的不同心理价位和预期，将他们合理分配到三个社区俱乐部中。她有些意外，“没考到多少经济学概念。”坐到教授们面前，她很快驾轻就熟，侃侃而谈起机会成本、消费者剩余、还有通过课外阅读掌握的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
12年级的暑假，徐之琪报读了相当于大一水平的经济学课程。C.Jones在《宏观经济学》中提出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型深深吸引了她，“和Solow模型相比，Romer模型包含了各种非竞争性的思想，创新可以让经济前所未有地增长，有助于达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突破。”
在第二场管理学面试中，申请文书中的这段自述，引起了考官的兴趣。徐之琪对两个模型的深入阐述，赢得了“very excellent”的称赞。
这一幕，经济学老师Nick Marsh再熟悉不过。“在课间，我经常看到一群女孩围在一块白板旁，听Jessica解释一个图表或经济理论。最近的一次课堂任务，学生们轮流帮助彼此理解三种国际贸易保护制度中的一种，但随后一小时，只见Jessica把这三种都详细解释了一遍。她用图表和很多要点，帮助许多同学作图来诠释关税、份额、补贴。”
“Jessica是我教学生涯中遇到的最聪明和友爱的学生。在提供有价值的见解的同时，她对我和她的同伴总是很有礼貌。”Nick Marsh说。
▲ 徐之琪参加经济夏令营（后排左一）
徐之琪在耀中度过了十年时间。
四年级时，随着父母工作变动，从内地普通学校转入香港耀中时，一开始她并不适应，但小班教学和老师针对性的帮助，很快就提升了她相对薄弱的英语水平。得益于耀中体系内部方便的转学机制，七年级时徐之琪随父母回到上海，入读上海耀中，自由活跃的课堂氛围，为她“敢想敢说”的直率和自信打下基础。
“你可以离老师更近，有问题能随时提出来，老师也会容易关注到你。”比起上百人的大lecture（讲座），徐之琪更喜欢教授直接面对学生的小班Tutorial（研讨课），这也是她在比较英美大学后选择牛津的原因之一。
IB阶段，徐之琪将中英文科目都选择了ALevel。据她的IB中文任课老师李晓雯介绍，IB中文A语言与文学，难度与大学水平相当，比起IG考试堪称“质的飞跃”，但徐之琪乐于挑战自我。
“这也是耀中的特点，我们不会为了确保分数而让同学保守选择，往往会鼓励他们冲一冲，最大限度发掘自己的潜力。同时，我们也常常告诉他们，考多少分不重要，勤奋和态度远远大于先天能力。”李晓雯说。
“反向催作业”是徐之琪的学习常态。
两年里，李晓雯老师经常下班后还会收到徐之琪的消息，询问作业批改的情况，“哪里不够好，我再改”；今年2月以来，每周一篇论文练习，题目6选1，徐之琪会选2、3道题，超额完成；此前的校内口语考试，老师开放的模拟练习时间，她一个人来了3、4次。如此看来，申请大学阶段，她往返升学指导办公室8、9次，才修改出令自己满意的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她在班里，对其他同学和老师都是激励。”李晓雯说，从最初4、5分的水平，到最后无可挑剔的满分7分，“差不多努力的孩子也有，但她绝对是极少数顶级勤奋的。”
“我的父母很少干涉我的决定，让我有足够自由去做喜欢的事。”徐之琪笑称自己从小“被放养”长大，“比如考完一个试，他们不会说你又进步了，又退步了什么的。只有我去找他们，说我这次考的分数很好，然后他们就说：好的，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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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爱上经世致用的学问
徐之琪曾听就读牛津的耀中学姐介绍，考试期间大家会在衣服上戴康乃馨，第1天是白的，第2天是粉的，第3天就会变成红的，意为“考到吐血”。考完走出考场，你的朋友还可能会往你身上倒泡沫等垃圾，来逗趣拍照。现在回想起这个小故事，徐之琪还是会兴奋地直呼，“这些奇怪的风俗都好有趣！”
学习之外的徐之琪开朗外向，用父亲徐俊的话来说，“她是不会亏待自己的，还是会跟同学出去party，去吃饭。”和许多同龄女生一样，她喜欢读张爱玲，也看《青春有你2》，但在课堂上就会有板有眼地分析起其中的人性和审美。
她还热爱化妆品和时尚领域，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很多美妆博主，两篇IB期间的大论文就与此相关。一篇4000字的Extended Essay（专题论文）探讨国外的美妆品牌Kylie Cosmetics进入中国市场的利弊，另一篇商业管理课2000字的Internal Assessment（内部考评）中，她详细分析了一家精品皮鞋店目前存在的经营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读Jessica的论文是一种享受。结构严谨，充满时新的例子和贴切的图示。她将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她在作业中总能轻松地举出大量现实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Nick Marsh说，即使是学年考试，在严格的要求和时间限制下，徐之琪再次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部分都获得了满分。
徐之琪介绍，写经济学论文，她习惯至少要修改两次。先不动笔，而是尽可能在网上多阅读相关新闻，检索相关官方网站，“我要确保自己对这件事有一个非常清晰、全貌的理解才动笔。先不管字数限制，有时甚至写出两倍字数，再删减。”
在忙碌的学业之外，徐之琪还曾在父母的帮助下，前往建设银行、智威汤逊和Wework三个公司实习。虽然时间不长，深入程度有限，但看到课堂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令她受益匪浅。
比如在人事部门实习，观察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与课堂上学到的激励员工策略一致；参与Wework项目，让她看到创新性思考的重要性：除了开放式楼梯的建筑形式，联合办公公司还会在公共区域设置大屏幕，介绍各自擅长领域，促进邻居公司之间相互了解，也增加了社区氛围和活跃度。
模拟联合国、各种商业比赛、合唱团和羽毛球场上，都活跃着徐之琪的身影。耀中鼓励学生多做尝试，再选定自己的方向，“我们学校IG可以选10门课，别的学校就不能选这么多，我记得有一个晚上老师还专门帮我们选课。”四五年的学校合唱团经验和观看演出的兴趣，令徐之琪一度兴致勃勃地选了艺术课，后来终因感到天赋不足而放弃。
周围的同学大多都在追求自己的兴趣，有喜欢艺术的，有喜欢其他科目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徐之琪说。
“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女生，想清楚后，就去奋斗。”父亲徐俊也这样评价女儿，“她非常独立自主，我们觉得她选择东西几乎从来没有困难。”
▲ 徐之琪在北京参加奥数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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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一个学生领袖的诞生
经济学并非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一味要求利益最大化，徐之琪眼中的经济学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兼顾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
12年级开始，为完成CAS课程，徐之琪和另一位同学发起了一个支教项目。每周六，她会有半天时间去上海市郊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为二至五年级的小朋友上英语课。
▲ 徐之琪在支教
“这些孩子们生活条件没有很好，缺少教育资源，要彻底改变现状，肯定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但我也想通过支教分享我接受的教育，用我和周围同学的英语技能，去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徐之琪说。
支教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要做的有很多。他们先在学校募捐了几千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以购买学习资料和文具；接着拿项目到各年级展示，招募志愿者。从有想法，到联络学校、设计教学课程、构思招募志愿者，再到正式落地执行，他们大概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这是所有同学中速度最快的。
高效率与徐之琪清晰的目标导向的做事风格分不开。确定好大方向，让每个人任务明确，并动员他们迅速行动，徐之琪的管理特长有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个项目有一个直白朴素的名字：Migrant Children English Teaching Project，简称MCETP。两年以来，从最初只有两个发起人，扩展到如今拥有60多位志愿者的规模，徐之琪一直负责着排课表的工作，“当时如果没有做得很大，只是一个局限在校内的社团，一旦我毕业，可能就消失了。现在很开心看到后面学弟学妹能继承下去。”
在12年级的马来西亚婆罗洲之旅中，作为课外活动协调员带队的Nick Marsh老师也见证了徐之琪展现的组织能力和主动性。
植树日，她始终微笑着组织小伙伴们轮流合作，有效地收集树苗，种到正确位置；在猩猩庇护所，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用创意创建和装饰儿童游乐区，在玻璃房里制作孩子们的陈列架时，幽默十足；在其他时候，她付出很多努力与马来西亚当地人见面和交流。“她十分友好和积极，将服务他人当作一种享受。”
徐之琪去过很多国家，曾是全球化的天然拥护者。真正阅读了解全球化历史后，她发现，虽然跨国公司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提升人力资源，但整体上欠发达国家受益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才是规则制定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就像中国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遭遇的，追求高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污染。”
在全球化中怎样限制某些发达国家，让更多的好处流向那些穷苦国家？怎样增强小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让穷苦人们的声音被听到？怎样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多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萦绕在徐之琪心中的问题。
临近毕业，徐之琪还会不时想起在马来西亚的日子：第一次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中生活，第一次参与保护濒危动物的公益项目。“一开始手机没收了，大家都很绝望，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不情愿，现在有时我们还会说，想回去马来西亚那个丛林里。”
▲ 徐之琪（左三）和同学在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