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我们是一个缺乏死亡教育的民族。文章说：我们忌讳谈论死亡，我们恐惧厌恶死亡，我们从来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更不知道如何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

文章中说：“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可是，中国人并不从来是这样的。事实上，死亡文化，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底色。而死亡教育，在传统社会中，更是无处不在。

从三千年前的商代以来，如何处理死亡就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崇拜死去祖先，是商代人的日常生活。商人相信，只有尽心尽力祭祀祖先，祖先才会保佑活着的人们。所以必须用最好的青铜器、最好的食物祭祀; 有时候，还要杀掉大量的奴隶和战俘，来献给祖先。

商人也通过各种仪式，来与另一个世界中的祖先交流。这可能通过烧烤龟甲和兽骨，观察甲骨上的裂痕，来获得来自祖先的预言和建议。现存的商代文物，大多是祭祀祖先、或者陪葬的器具。

从最初开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关于死亡的文化。

征服了商人的周人，虽然废除了残忍的人殉，却延续了祖先崇拜。周人相信，人死后魂魄还存在，所以，天子要建立宗庙供奉七代以内的祖先，诸侯要供奉五代，一般贵族供奉三代。根据《左传》上的说法，贵族生前越养尊处优，死后魂魄便越能存在得长久。所以，贵族的魂魄可以存在得比平民更长久一些。但是即使是天子的魂魄，数代之后也会渐渐消失，不用再祭祀了。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相信，人死后，魂与魄会分开。人在弥留之际，家人要爬到屋顶上，用他的衣服向远方呼喊：魂儿啊，快回来吧。如果不能醒来，那么就是真的死去了。这就是《楚辞》，屈原说的“魂兮归来”的意思。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死亡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在这种死亡文化之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战争与祭祀。一年中举行数次的祭祀，不仅将活人与死人连接起来，更让活人与活人联系起来。死去的先人，让活着的人们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干什么，谁是自己的亲人，谁是自己的仇人。

先秦的婚礼中，新娘要去新郎的家庙里，向死去的祖先报告，婚礼才算完成。最大的侮辱，是侮辱了自己死去的先人。为死去的祖先报仇，就算过了几代人也不算晚。

古代中国的墓园，并不是在“远离人烟”之处。商代的王族墓园，大多紧邻王城。中国不愿离开故乡，原因之一是不愿意离开祖先的坟墓。而“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则来自于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供奉死去的先人要像侍候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才是尽孝。而烧纸钱，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达之后，才出现的新传统。毕竟，货币的流动性最好，无论阴间阳间，买什么都可以。与欧洲的葬礼风俗相比，我倒不觉得烧纸钱有多俗气，毕竟更适合中国国情，更体贴实用。

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孔子，虽然不多谈论死后的世界，但是对于先人的祭祀，却非常认真。据说，孔子的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孔子的母亲没有告诉他父亲的墓在哪里。在母亲死后，孔子将她的棺木暂时存放，直到搞清楚父亲的墓在哪里之后，才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史记》上说，这是因为孔子对于葬礼非常慎重。

慎重对待死亡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并不恐惧死亡。因为汉代人知道，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死后的人们，将会见到列祖列宗和死去的所有亲人。有时，面对死去亲人的欣慰，会大过对死亡的恐惧。汉代孔融的儿女（就是让梨的那个），在被处死的时候，便互相告慰，死去便可以见到父母，难道不快乐吗？所以能够从容赴死。

同样，面对死去亲人质疑的压力，有时候也会超过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当司马迁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可能在想，如果没有完成《史记》的编写，会无颜在死后面对自己的父亲。毕竟，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创了《史记》的写作。

汉代以前的中国人，并不那么恐惧死亡，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里，无处不在关于死亡的教育。

当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好人大多在受罪，而坏人则大多在享福？他问道：如果这就是现实，那么做个好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司马迁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他没有因果报应的观念，还无法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真正让人沉思死亡的，是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

司马迁虽然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成为好人的理由，但是他写到：也许历史，可以给出一个裁判。对于作恶多端的坏人，公正的历史会给予谴责；而为理想受苦的好人，历史也会给予赞扬。这让司马迁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使命感和自豪感。

历史，是古代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历史学编篡，让人们知道，死亡只是一个开始。所有的善良与恶行，在你死后，都将被公正的记载、被传颂、或者被谴责。

纯洁的死在历史记载中，就成了很多中国最高的人生理想。用文天祥的诗句来说，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现世的所有苦难与不公，都将在历史记载中，得到补偿。

但是，司马迁同时也意识到，历史写作也充满了局限。那些为了高洁的理想，在深山隐居的人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而能够被历史记载的，往往是被大人物提到、或是偶然出现在历史中心的人物。就是说，能否“留取丹心照汗青”，关键还是看运气，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这让司马迁非常沮丧。

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等到佛教的传入。汉代末年，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带来了印度的轮回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冲击。人们原来以为，死去的祖先会依然和自己保持联系，没事常交流，保佑自己（所谓“祖坟冒青烟“）。现在佛教却告诉人们：你的父亲死后可能会变成门外流浪的一条狗，甚至一只蚂蚁——具体变成什么要看他生前造了什么孽。这种新的死亡观念，在南北朝时期，对中国本土的死亡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随后的近两千年中，与祖先崇拜不断产生融合与冲突。

轮回的死亡观，比祖先崇拜厉害的地方，在于带来了末日的审判。它告诉人们，你死后不仅要面对自己家族的祖先，你还要面对家族之外的、更高的公共权力——阴间的审判。想干坏事的人们，得先想想死后十八层地狱种种酷刑的煎熬，以及来生为牲畜的痛苦。

佛教的死亡观念，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识字或者不识字的中国人。让他们明白，死亡远远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与祖先崇拜相比，因果报应的死亡观，更能够加强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因而得到了历代帝国的支持。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伦理世界，是由死亡教育支持的。

现代人对死亡深入骨髓的恐惧，其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结果；是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中国人在文化上无所适从的一个缩影。

首先，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欧洲破除了基督教神学的死亡观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现世生活的肆无忌惮。如果死后并没有鬼神与灵魂，那么死亡岂不是成了最可怕的事情？如果死后并没有惩罚和审判，那么道德不是成了一个虚无的东西？所以一位法国国王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无神论的死亡观念，瓦解了原来由宗教支持的道德世界，和传统社会关于死亡的秩序。

这种启蒙主义的死亡观念，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传入了中国，对中国的精英，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运动高举“科学”的旗帜，将祖先崇拜与轮回转世，统统当作迷信与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对于如何面对死亡，却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死亡变成了一个绝对负面、黑暗的存在，代表崩溃、消失、失败与终结，不再是一个新的开始。

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成为了全中国的主导死亡观念，第一次让死亡变得无比令人恐惧。这种恐惧让即使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必须要虚构一个阴间世界，才能面对死亡——人们把死亡说成是“去见马克思”——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讽刺。

无神论的死亡观念，在最近四十年里，和消费主义结合，化身成了最纯粹的享乐主义。既然死后一切都灰飞烟灭，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在生前多逍遥快乐呢？而一切道德法则，只要在生前没有制约和惩罚，都可以视作无物。

现实世界道德的崩塌，来自于死后世界的瓦解。死亡不再是起点，而成为了人生所有意义的终点。

所谓中国死亡教育的难点，正在于此。

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死亡教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土崩瓦解。而新的死亡观念，却尚未建立。

如果我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对死去的祖先负责，不是为了往生轮回，甚至不是为了在历史中留下值得赞颂的足迹，那么，生活的意义，除了吃喝玩乐、升官发财、享受刺激，还能是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人，望向过去，是一片迷信与无知的荒野；当他望向未来，只看到一片虚无与恐惧的黑夜。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似乎只有当下的吃喝拉撒。

我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关于死亡的教育。真正缺乏的，是关于现代人存在意义的解答。

无疑，生命与死亡，是一对双胞胎。当我们一出生，开始生命旅程之时，同时也开始死亡的旅程。每多活一秒，也就离死近一秒。如何好好活着，就是如何好好死去的问题。

也许，关于死亡最重要的教育，是在生活的庸常中停下来，问一问：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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