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读EDU关注到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聚焦教育话题（详情参见一读EDU历史文章《本次全国政协常委会将要讨论的全是教育话题！》）。

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这次全国政协常委会，了解下常委、委员们都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都讨论出了什么。

热议高校自主权

8月26日下午3点，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第五专题第1小组分组讨论如期进行。

围绕“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增强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专题，多位委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王锐常委提出了高校的内涵式发展问题。

他认为，要通过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改变高校千校一面的现状。“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打造优秀的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凸显内涵发展的成效。”

“高校的内涵式发展确实是个大课题。对此，我不想多做评论，但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一个有关灯管的故事。”王光谦常委的开场白引起了在座常委和委员的兴趣。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几位学生去西部某高校社会实践。某个晚上，正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几根灯管同时罢工。第二天，他们找后勤报修，修理的师傅说：‘我可以帮你们修，但灯管需要你们自己买。’这让学生们很是诧异。”

“他们找到了学校的老师反映这个问题，老师说可以到政府采购的网站上购买，费用可以报销，但登录网站后，却发现这个型号的灯管缺货。再次请示老师，老师说要不就走项目的费用到其他地方购买吧，但购买名目要写‘灯’而不是‘灯管’，因为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只有户外照明用具可以报销。”

“从灯管坏的那天算起，到第三天下午，新灯管才终于被换上。当办公室重现光明时，几位学生心里五味杂陈。据说，之前发生类似的情况，老师们为了避免麻烦，经常AA制购买。学生们也觉得，下次要是灯管再坏，还是自己掏腰包吧。”

故事讲完，会场异常安静。常委和委员们都从这个听起来有点“搞”的真实故事里感受到了束缚的尴尬。

“捆着腿怎么走？高校连买个灯管都没有自主权，何谈内涵式发展？以本为本，就是要真正为学生着想，真正为高校松绑。”王光谦直言。

对此，石碧常委也有同感。

“我们一说到教育的问题，往往就会想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实下达改革任务的效果并不如放手让高校去发展来得优质。高校拥有了发展的自主权，特色才会凸显出来。”

在刘卓明常委看来，高校越管越趋于僵化，久而久之会慢慢淡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失去独立思考的自觉。“应尊重高校规律，加强教育的立法，让教育纳入到法制的轨道运行，国家减少行政干预。当然，国家要放权不放任，高校要自主不自流，才能切实双向兑现办学自主权。”

“建议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各类评估、奖励、项目、排名等进行全面梳理，不搞那些制造高等教育虚假繁荣的东西。发挥高校办学主体作用，给予大学更多自主权，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加强对办学方向、标准、质量的规范引导，让大学能够宁心静气、行稳致远，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毕京京常委表示。

“无论公办、民办，都是为人民办教育”

“公办教育、民办教育都是人民教育，公办学校教师、民办学校教师都是人民教师，财政资金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干得都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8月2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议题之一“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小组讨论正在进行。

会议伊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思敬常委的一番话语出惊人，“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于2017年9月正式颁布实施，但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国家层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尚未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还未到位，是个空窗期。省里在等待观望，民办教育人更是焦虑、观望。坚持分类管理是手段，促进发展才是目的。亟须进一步明确民办教育的定位，统一全社会的认识，给民办教育人吃上定心丸！”

孙思敬话语刚落，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常委回应道，“我非常认同孙常委的看法。我谈两个主题词，短缺和预期。”

“民办教育之所以发展，关键是面对了短缺，短缺成为过去40年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那么今天，我们的教育短缺不存在了吗？今天，优质教育依然稀缺。第二是预期，教育是培养人的，这个行业的特质决定了它必须稳健，不能折腾，必须给人稳定的预期。家长的预期要稳、办学人也要有稳定的预期。新法新政方向是对的，但分类管理的过程中，新老政策之间、各配套政策之间一定要做好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接过话题，“民办教育是非国家财政投入的，但是同样是在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要把民办教育当成自己人，办学者才可能有稳定的预期。有人说现在国家有钱了，民办学校该退场了。1/3的学校是民办，1/4的教职员工来自民办，1/5的学生在民办就读，请问民办怎么可以退场？而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民办教育更是激活公办教育的鲇鱼，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的试验田！”

“我来自海南，我同样要为民办教育说个话，公办、民办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海南省副省长王路常委接着发言。

“同意大家的看法，不论公办、民办，为老百姓提供好学校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秦博勇常委指出，“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但政策措施的最后一公里还不畅通，国家层面支持规范政策没有跟上，地方没有遵循。”

两个小时的自由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多位常委的自由呼应中，变得有温度，发言者有着高度的共识。

常委们关切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学校支持、规范政策的落地，但更从原点讲起、在更大的历史方位中思考，关注我国民办教育的定位问题。

前来参会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一直在倾听和记录，并做出回应。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标介绍说，国税总局将按照中央要求，理顺关系，凡过时不适应的，坚决改掉。将根据新的形势，协同教育部门适时研究出台新政，同时加大对政策的宣传落实推进工作。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韩毅用数据说话，他介绍，我国民办教育机构一直在持续增长，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共有各类民办教育机构18.6万所。

同时韩毅还表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特别将教育领域作为营商环境审查重点，保障包括教育在内的各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问题异常复杂。所以相关政策的出台也是慎之又慎，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调研。”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田福元介绍了大家关切的正在进行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情况。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杜官印表示，2014年至2018年，教育用地一直保持增速，未来仍将着力保持包括民办教育在内的教育用地并将与相关部门携手推动相关政策的早日出台。

产教融合不能这样“了之”

我国实体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一大批高水平技能人才。但在现实中，高级技工缺口达千万。如何锻造符合时代需求的“大国工匠”，是职业教育亟须破解的时代命题。

8月2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与会的常委和委员们纷纷指出，职业教育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关键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一挂了之’，学生实习‘一放了之’，教师考核‘一升了之’，企业参与‘一笑了之’。”李金早常委用4个“了之”概括他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那就是各地在产教融合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主导、学校虚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面，众多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常常出现“校热企冷”的现象。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紧密结合。这些年仅在国家层面，就出台了至少8份文件，反复强调“产教融合”的问题。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

“企业的核心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不是办学，同时办学也不是企业的长项，自然需要有政策来激发。”张大方常委指出，要消除企业参与的顾虑，明确责任同时给予支持。

他建议，对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应有的权益加以保障。可以明确采用混合所有制的与职业院校合作成立的股份制企业，采用现代企业经营制度管理，可自主聘任工作人员，并可在聘用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时按协议约定薪酬而不必套用现有公办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

技术人才不会凭空出现，大国工匠也不是天生就行，他们需要经过职业教育的专业培养，需要校企结合的持续打磨。

在李金早看来，校企合作应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产品开发、成果转化、项目策划等服务，从而提高企业的投入产出比，激发企业的合作热情。通过产教融合调整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帮助解决产业升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如果说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个体之间的合作，那么产教融合则是统筹职业教育与地方区域发展布局、产业转型升级，是两个行业的深度融合。

与会的常委和委员们指出，要实现这两点，需要学校、企业、行业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共同完成。就学校而言，如何更对口地培养出企业、社会所需的人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学科设置、课程体系、教师水平都亟待改革。

“拓展与企业深层次合作空间，广泛开展订单培养模式，培养更能贴近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技术人才。”马中平委员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提高培训质量。

以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和实践技能为重点，以市场需求、企业需要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丰富教学内容，建好实训基地，加强实践锻炼，培养动手能力，使职业教育结构与水平始终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同步合拍。

张恩迪常委建议，对接区域产业需求，进行职业教育结构布局，力争每所学校至少有一至两个专业发挥示范作用。

聚焦新兴产业发展，引导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院校增设人工智能、大飞机制造、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相关产业；调减滞后于产业需求的专业，如金属冶炼等专业；扩大紧缺人才规模，针对学前教育、养老护理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大的行业，新增专业点、加强在职培训，加大培养力度，扩大培养规模。

“职教20条”提出已经半年了，但关于职业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破题，因此职业教育对外的吸引力仍然不足。当前中职生升高职、高职生专升本比例仍偏低。高峰常委建议，应探索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相衔接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搭建起人人皆可成才的职普融通“立交桥”。

破解“入园难”“入园贵”

出路在哪里？

“我平时对学前教育了解不深。为了参加这次会，我除了学习相关文件、了解调研情况，还专门向家里有小孩儿的同事询问了一些情况，又去网上搜了搜有关内容。这样下来发现问题还真不少啊！”8月2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第二专题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常委吴昌德的“开场白”让大家会心一笑。

吴昌德向大家列举了他“搜集”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不同类型幼儿园收费差别很大，有些幼儿园收费达到了一年20万元之多；还有的幼儿园培养目标不尽合理，在科学规范学前教育内容方面有很多缺失等等。

吴昌德所说的问题，正是第二专题聚焦的内容———进一步缓解入园难入园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期盼。

一般来说，入园难，指的是公办幼儿园，因为数量太少；入园贵，指的是民办幼儿园。吴昌德认为，无论是公办园还是民办园，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很难做到收费不高，所以建议政府把学前教育纳入公共财政，加大学前教育在教育经费上的投入比例。

他还建议，要大力扶持普惠性幼儿园，在收费标准上实行动态调整，对那些收费贵得离谱的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不能把幼儿园搞成市场化、产业化，也不能过度商业化、逐利化。”吴昌德说。

来自北京市北海幼儿园的全国政协委员柳茹今年5月参加了该专题的相关调研。柳茹说，学前教育越是规模迅速发展的时期，越应该强调质量的重要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柳茹认为，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需要幼儿教师具备研究幼儿、研究教育的能力，这就需要有教研人员作为后盾提供支持。

为此，她建议要加强各地教研员队伍的建设，教研员深入指导各类型幼儿园的全体教师，进而推进各类型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如果各类型幼儿园都能不断提升质量，那么扎堆儿上公立园的现象就会缓解了。”

全国政协委员管培俊则关注到了基层地区的幼儿教师情况。

他在调研中注意到，很多农村幼儿园大多是临时人员，有的是从中小学调配过来的幼教老师，缺乏幼师专业训练，“幼儿园小学化”倾向难以避免，还有的长期缺编运行，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幼儿园的质量。

管培俊呼吁，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最低标准，严格按照编制标准核定幼儿园编制，配齐教师和保育员。地方可结合实际情况，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

他还建议，要依法保障和提高幼儿教师地位待遇，对于农村艰苦边远地区长期任教的幼儿教师，在职务岗位和工资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给予专项补贴。民办幼儿园要给老师们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民办幼儿园在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资格认定、表彰奖励等方面要与公办幼儿园地位等同。

在委员们发言之后，来自教育部、中编办的有关负责同志及时作出了回应，并介绍了下一步幼教事业的发展动态：

在解决教师编制问题上，教育部下一步将督促地方政府把非在编纳入财政预算，中编办也将加大力度保障学前教育教师编制，相关政策正在制定中……

听完部委回应，掌声在会场上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