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开始注意国内教职市场后，对于用人单位的“漫天要价”屡见不鲜。从一开始的惊愕，到如今已经日渐麻木。要说今天用人单位的“要价”夸张到什么程度，2016年3月份北大未名bbs一名网友说：
连帝都中小学都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各大高校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水涨船高”的条条框框：比如常见的“只招海归”，增加论文发表的数目和“级别”要求，等等。
同等“条件”的博士毕业生，几年前还能应聘top20的高校，忽然之前发现自己的简历连一般高校的准入门槛都达不到了。于是大家觉得，应该是博士供给量太多了，用人方有条件选用更优秀的人才了。如果我进不了心仪的高校，一定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我想今天豆瓣上“海归”“土博”谁更优秀的争论，就是这种同侪压力制造出的焦虑。
于是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新毕业的博士太多了！85后确实是生育高峰带来的一代，“研究生扩招导致过剩”的新闻也已经不新。那么现在博士就业形势紧张是因为博士毕业生越来越多了吗？根据萌部的统计数据（//www.moe.gov.cn/s78/A03/ghs_left/s182/），我国博士生是有一个迅速“扩招”的时期，但并不是最近几年，而是21世纪初。其中2006年相对于2005年更是实现了一年增产近一万博士毕业生的奇迹（从2.77万到3.62万）。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博士制造增速从2008年开始减缓，尤其2017年全国毕业的博士数目反而较2016年为少，已经开始进入下降周期。
即使我们把前些年“积压”到博士后阶段的毕业生全算上，说“扩招”是本届博士毕业生就业难的直接诱因，恐怕也有些勉强。
这一波危机的直接诱因，是2016年开始的全国高校编制改革，而对于公立本科院校数量达到全国第一强的北京地区高校，恐怕还要加上北京市近些年来的控制人口政策。
编制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教育部对于高校“编制内”人员的总量加以严格控制，但对于职称管理却完全放开。我一位熟谙古代官制的朋友曾经有句玩笑话，编制与职称的区别，类似于中国古代官僚制中“职位”与“品位”的区别。近几年满天乱飞的“特聘”“人才”“享受xx级待遇”，就是这样一种“散官”性质的职称。由于各校在学术评价标准还未形成共识，这些各校自定的头衔其实为下一步的校际人才流动埋下了隐患。
在编制总量收紧的同时，从2017年开始，副高职称的审批权从教育主管部门下放到高校，高校副教授好批，而新进讲师难批。许多学校都进入了“缺人，但进不来新人”的矛盾状态。这种情况下，高校人事只能曲线救国，通过“海归”“特殊人才”等等从前的“非正常途径”来引进人才，或是在已经有“副高”职称的人员中流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部分有专长的海外博士“一步到位”地成了副教授甚至正教授，而从前作为青椒职业起点的讲师职位却成了罕物。
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大学数量第二多的国家，而全国高校教师的总数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即使不提这些统计数字，我们这一代的学术人才真的多到了中国大学都容纳不下的程度吗？由于中国大学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大学的人事从来就不由是简单的供需关系决定的。在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上，“水涨船高”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天真幻觉，由此派生出一种互相鄙夷的优越感更是无稽之谈。
船高，不一定是因为水涨了。
作者：queenie，来源：庄严的低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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