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霸”现象是教育评价走偏和个人规划缺失的结果

王营（特约评论员）

前段时间，“北大退学复读生二次考取北大后未报到：校长承诺奖10万未兑现”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据报道，来自贵州毕节的小陈2019年考入北大护理系，被高中母校奖励10万元，但入学半年后退学。2020年，他又参加高考，在高中校长建议下，继续填报了北大护理系，但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准备再次复读。因校长承诺的10万元奖励迟迟未兑现，近日他求助媒体。10月26日，据媒体披露，小陈已收到学校10万元奖励。

事实上，小陈这样的案例此前就有，这类情况也被称作“考霸”现象。所谓“考霸”，就是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后却不去报到，或者中途退学，再报名参加第二年的高考，考上后仍然不去报到或中途退学，继续参加高考。

“考霸”现象的存在，是地方政府和学校助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考霸”虽智力超群，但非智力因素有欠缺，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划。

地方政府对高考“状元”或“尖子生”的过度吹捧和重奖 ，是导致“考霸”反复参加高考的直接诱因。有些地方把考入“清北”和“双一流”大学的人数，当作考核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政绩的主要指标，如果某县（市、区）当年有学生考入“清北”，政府官员、教育部门的领导可能被提拔重用；反之，则可能被调离或贬职。正是迫于这种压力，学校不得不把有希望考入清北的“尖子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且不惜重金奖励这类考生。

地方政府对“清北”升学指标的过分追逐和重奖，将学校变成了“名利场”，导致教育走入功利化的“怪圈”，教师和学生成了一些人追名逐利的工具，这是对普通高中育人目标和育人方向的扭曲和异化。

为克服这一倾向，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各地以高考“升学率”和“清北率”评价学校和教师。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这样的评价导向将引导学校和教师发展素质教育，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遗憾的是，这一政策目前还没有落地生根，各地仍在大张施旗鼓地宣传和奖励升入“清北”的状元和尖子生。

这样的评价导向自然会催生出像小陈这样反复参加高考的“考霸”。笔者无权质疑其反复参加高考的动机，也真心佩服他的智力和实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学生并没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

这也使笔者想起前段时间同样被北大考古系录取的湖南女孩钟芳蓉。钟芳蓉是一名留守女孩，家境并不富裕，按理说她更需要钱，也更需要选择一个将来可以“赚大钱”的专业，她的高考成绩也给了她选择的可能，但她却毅然选择了可能并不赚钱的考古专业。

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成绩是一方面，但不是唯一指标。钟芳蓉的选择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不够明智，有点儿浪费她的“优秀”，但这样的选择恰恰让我们看到了钟芳蓉的优秀品质：清晰的人生目标，独立的思考能力，高尚的理想追求。优异的学业成绩固然重要，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才是孩子一生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