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霸”现象是教育评价走偏和个人规划缺失的结果
王营(特约评论员)
前段时间,“北大退学复读生二次考取北大后未报到:校长承诺奖10万未兑现”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据报道,来自贵州毕节的小陈2019年考入北大护理系,被高中母校奖励10万元,但入学半年后退学。2020年,他又参加高考,在高中校长建议下,继续填报了北大护理系,但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准备再次复读。因校长承诺的10万元奖励迟迟未兑现,近日他求助媒体。10月26日,据媒体披露,小陈已收到学校10万元奖励。
事实上,小陈这样的案例此前就有,这类情况也被称作“考霸”现象。所谓“考霸”,就是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后却不去报到,或者中途退学,再报名参加第二年的高考,考上后仍然不去报到或中途退学,继续参加高考。
“考霸”现象的存在,是地方政府和学校助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考霸”虽智力超群,但非智力因素有欠缺,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划。
地方政府对高考“状元”或“尖子生”的过度吹捧和重奖 ,是导致“考霸”反复参加高考的直接诱因。有些地方把考入“清北”和“双一流”大学的人数,当作考核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政绩的主要指标,如果某县(市、区)当年有学生考入“清北”,政府官员、教育部门的领导可能被提拔重用;反之,则可能被调离或贬职。正是迫于这种压力,学校不得不把有希望考入清北的“尖子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且不惜重金奖励这类考生。
地方政府对“清北”升学指标的过分追逐和重奖,将学校变成了“名利场”,导致教育走入功利化的“怪圈”,教师和学生成了一些人追名逐利的工具,这是对普通高中育人目标和育人方向的扭曲和异化。
为克服这一倾向,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各地以高考“升学率”和“清北率”评价学校和教师。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这样的评价导向将引导学校和教师发展素质教育,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遗憾的是,这一政策目前还没有落地生根,各地仍在大张施旗鼓地宣传和奖励升入“清北”的状元和尖子生。
这样的评价导向自然会催生出像小陈这样反复参加高考的“考霸”。笔者无权质疑其反复参加高考的动机,也真心佩服他的智力和实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学生并没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
这也使笔者想起前段时间同样被北大考古系录取的湖南女孩钟芳蓉。钟芳蓉是一名留守女孩,家境并不富裕,按理说她更需要钱,也更需要选择一个将来可以“赚大钱”的专业,她的高考成绩也给了她选择的可能,但她却毅然选择了可能并不赚钱的考古专业。
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成绩是一方面,但不是唯一指标。钟芳蓉的选择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不够明智,有点儿浪费她的“优秀”,但这样的选择恰恰让我们看到了钟芳蓉的优秀品质:清晰的人生目标,独立的思考能力,高尚的理想追求。优异的学业成绩固然重要,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才是孩子一生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