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北京朝阳区侨联发布的‘国门一线’志愿服务团团员招募令，没有犹豫就报名了，没想到自己成了志愿服务团的‘第一人’。”朝阳区侨青会副会长刘哲说。

接到“新国展”入境人员集散点电话的时候，刘哲正在家中做饭，“他们通知我尽快到岗，当时我妈妈还有二十分钟到家，我没来及见她一面，拿了几件衣服就赶紧出发了。”

刘哲回忆，那天抵达“新国展”已经是傍晚，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穿白色防护服的“小雪人”，没有过多时间培训和准备，刘哲穿上防护服就直接上岗了。

第一个夜班，从18时到第二天早上6时，刘哲不停地录入信息、不停地翻译、不断协调各种突发状况，“那天我脱掉防护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厕所。”

三月中下旬的时候，“新国展”分流的压力非常大，刘哲一组有7-8个人，每天要登记和分流600-1000个人，每个班次12个小时，期间不能脱防护服。“累了就动动脖子，实在不行就起来站一站。”

“有一次，我去地坛医院接做完核酸检测的外籍人士，有两个人怎么都联系不上，我在医院一个个角落找，急得全身是汗，护目镜上蒙着水汽。”两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原来他们取了检测报告后迷路了，凌晨三点，刘哲终于把他们送到隔离酒店。

在工作中，刘哲也遇到不少辗转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中有人35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人在飞机上用保鲜膜保鲜把头和手都套住；还有人穿了好几层衣服，下了飞机就把外层给扔了。

“他们虽然很疲惫，但看到我们工作人员都激动地说，终于到家了！总算是安全了！”刘哲说，有很多人手机早就没电了，借我的手机给家里打了第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刘哲告诉小侨，即便是在极度困倦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丝退缩的想法，反而更期待下一个任务，“虽然有本职工作，但我觉得当志愿者那段日子，很充实，很有成就感。”

海归志愿者饶良工作的地方在中石化干部学院，这里曾是朝阳区的一个外籍人士留置点，入境的外国人要在此做核酸检测并等待结果。

“我们要去哪里检测？还要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饶良上岗第一天，就被外籍人士们连珠炮一样的问题给问懵了，“这个工作难在，你想不到下一个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又会给你出什么难题。”

曾有一个外国小伙拒绝隔离，因为他认为和他同机的一个朋友没有被隔离，饶良与他沟通了三个小时无果，只有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那位朋友。“我请他发来了在隔离酒店的照片，才终于说服了小哥去隔离。”

还有一对俄罗斯的母子，其中的妈妈当天过生日，“她非常焦急，过来问我今天他们能不能回家去过生日，我告诉她所有人都得按照流程进行核酸检测，并等待结果出来，才能离开这里。”

为了安抚俄罗斯母子的情绪，饶良给他们定了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俄罗斯母子收到蛋糕后非常感动，接连感谢饶良。

后来，饶良详细梳理集中观察流程，并做成了电子表格，发给每个来到这里的人。“这样一来大家就能弄清该做什么，不配合的情况明显少了。”

孙伯骛曾在西班牙学习生活过5年，谙熟西语，他的工作是在新国展集散点提供西语志愿服务，需要登记入境人员的航班、国籍、居住地等信息，方便后续追踪。

志愿者的工作量不小，工作分成白班和晚班，每班12个小时，白班从早六点到晚六点，晚班从晚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孙伯骛在“新国展”

“曾有一个阿根廷的小姑娘，在登记处情绪不稳。”孙伯骛用西语和她交谈后了解到，她没什么钱，担心隔离需要支付很大一笔费用，才会情绪失控。

孙伯骛和她解释，隔离的酒店有不同的价位可以选择，不用花很多钱，阿根廷姑娘逐渐稳定下来，同意去隔离酒店。在孙伯骛看来，与入境人员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心”。

孙伯骛在工作中

还有个一家四口，他们的航班抵达北京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那时候北京市内的隔离酒店已经住满了，他们被安排去密云的一家酒店隔离，他们觉得太远了，不愿意去。

“从夜里两点多一直耗到六点，期间我一直和他们解释，还安抚两个哭闹的孩子，后来他们也终于理解了，愿意去隔离。”孙伯骛说。

孙伯骛在工作中

孙伯骛4月中旬结束了志愿服务工作，那时新国展转运中心也已经暂时闭馆了，但仍不断地有海归同学和朋友发微信咨询他，怎么报名成为志愿者。

“现在他们中有一些去了首都机场和隔离酒店，继续为入境人员做志愿服务。”孙伯骛说，“作为归国留学生，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顶上去。”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从国外回来的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每一名战士站在一起，做勇立潮头的逆行者，报效祖国，传递温暖，为他们感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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