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也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沉稳和长远眼光。在最近的访谈中，任正非谈到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他说：“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

恰好，就在华为的总部所在地深圳，大约一个多月前，一场关于基础教育的争论引发了全民关注，回顾一下当时的新闻：

先是深圳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是来自河北衡水中学的“高考移民”，媒体披露该校多年以此提升高考“战绩”、打造学校品牌；接着，福田区一千万学区房业主被告知，在就读配套小学上将存在问题；而后，同样是福田区某实验学校一名副校长有关“低层次家庭”子女的言论被放出；百外招生严重违规……

事实上，深圳基础教育的矛盾由来已久，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学位紧缺。去年，深圳7区发布小学与初中一年级的学位预警，据不完全统计，学位缺口近6万个；而今年，仅以龙华区为例，其预警学位缺口达1.2万个，仅小学一年级学位缺口就有1万个左右。

为何小学一年级学位缺口如此之大？

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小学入学的需求主要来自当年幼儿园毕业生，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在北京、广州、深圳三个城市中，深圳的幼儿园毕业生人数是最多的，且几乎逼平小学招生人数，处于需求的“井喷”态势。

这些亟待入学的儿童，一方面来自深圳高速扩容的出生人口，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的外来随迁子女。

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自2013年以来出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且为两位数，长势强劲；若按照6岁入学计算，2018年18.91万幼儿园毕业生中有31.46%来自2013年在深圳出生的新生儿，大量来自非本地出生人口的入学需求增加了学位预计的不确定性。

而与其强烈的入学需求相比，深圳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供给上却存在明显的短板。

一个严重的问题出在学校数量上。以2018年数据为例，深圳中小学生人数在四个一线城市中仅次于广州，但学校数量远不如其他三个城市，甚至几乎与北京的零头相当。换算一下，北上广三市每个学校仅需容纳1000个学生左右，而在深圳，平均每个学校要装下2000名学生。

事实上，深圳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并不算少。以2019年预算为例，就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而言，深圳为四个一线城市之首。而比较2016年至2019年的情况，深圳的该数据也是逐年上升，特别是在财政总体吃紧的2019年，仍然维持了19.3%的增速，财政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

根据《深圳市中小学学位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2年）》，到2022年，深圳将新增30.46万个公办中小学学位，较“十三五”规划数增加27.8%。

公办学位非户籍学生比例最高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设置了较低的学生入学门槛。早在2005年，深圳就制定了全国门槛最低的外来人员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核心是一年社保。

2013年，作为内地最早实施积分入学政策的城市，深圳的适龄儿童可以不分户籍非户籍，均按照统一标准申请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到去年底，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的72%、公办学位的55%都提供给了非户籍学生，该比例在全国最高。

专家指出：深圳在维持教育公平上做的比较靠前，但移民带来的就学需求同时影响了深圳对学位的预测与判断。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深圳没能有效推动学校项目的落地。深圳学校在新建学校用地落实上存在困难，规划中准备用于建设义务教育学校的用地，大多难以落实。

问题出在用地紧张。就在这个月，已发布学位预警的龙华区再起争议：该区落户了深圳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其结果是摊薄了项目周围老小区居民的学位数。随着城市更新项目不断增加，会导致更多类似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两位规划师2017年的一项研究，受限于城市土地规模，深圳学校建设早已采取了一种更为集约化的模式。根据其对四个一线城市相关规范标准的统计显示，深圳生均用地面积低于北京、上海。

远期建设难以解决眼前问题，深圳当如何？

有人指出，40年的狂奔，深圳实现了“奇迹式”的发展，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模式，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取代时间沉淀，包括教育在内的软件配套需要花时间、大量持续的财政投入，这些逐渐成为了深圳的短板。

但随着以人为本愈加贯穿城市的发展当中，用以满足人的需求的配套设施开始变得格外重要。在抢人大战中，如果一座城市无法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它的吸引力将会下降。

立足长远的建设难以解决眼前问题，深圳应该如何提升？

教育的优先性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在深圳，各区和新区相继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甚至在龙岗成立了区长“挂帅”的学位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以此让更多部门参与，解决仅由教育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

效果十分明显——一个例子是，在龙岗，一块1.1万平方米的商业用地被变更为教育用地，为当地增添了1200个学位。

此外，公立学校短时间内的增长比较有限，可以将目光放至民办学校。由于场地面积、教师比例等技术层面的严格规定，民办学校准入门槛很高，在保证安全等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降低民办学校的准入门槛，让其填充缺失的学位。

以北京为例，随着人口高峰到来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外来人口压力等因素，未来几年，北京市幼儿园学位同样存在缺口。北京市教委负责人表示，将在学位矛盾比较突出的城乡结合部地区，通过自办、委托或合作等多种创新形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与此类似，在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国内仍然以学园模式为主，但也可以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形式。比如，在国外，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通过在家上学完成基础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办学的微型学校，国内也可以放开更多形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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