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营

这里所讲的“真”，即语文教学的本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对语文教学的本质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呢？

首先，重视通过诵读培养学生的语感

古代的语文教育特别注重通过诵读来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能力。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已经作为格言流传到今天。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讲的都是诵读对于理解和感受语言所起的重要作用。

有人认为古代的诵读就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其实学生根本不理解，这是一种僵死的教学方法，应当全盘否定。于是，他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课堂上完全由教师包办代替，教师讲的头头是道，学生听得昏昏欲睡，一篇文章学完了，学生几乎没有通读一遍课文，课堂上听不见书声琅琅，只听见教师泛泛的讲解，致使语文教学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诚然，强迫学生诵读记忆有其不合理的因素，但是李白假如没有做到“五岁观六甲，十岁观百家”，他也不可能在盛唐诗坛上独放异彩，名垂史册。事实证明，视听两种感觉器官的相互协调是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况且课堂上教师无休止的分析也未必使每个学生都听得懂，因为还有一个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学生一些诵读的时间，让学生在诵读中印证教师的讲解，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学生则会自觉规范自己的口语和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就提高了吗？

其次，重视模仿，强调创新

大凡古代有成就的作家，多是以模仿起步。《朱子语类》上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即久，自然纯熟”。可贵的是，古人不但重视模仿，而且还强调在模仿的基础上创新。清代学者唐彪在评论韩愈和欧阳修时说：“韩师孟，今读韩文，不见其为孟也；欧学韩，今读欧文，不觉其为韩也；若拘以模仿，如邯郸之学步，里人之效颦，所谓师其神，不见其貌，此最为文之真诀”。由此可以推测，古代的语文教学重视让学生通过模仿提高写作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们今天的作文教学提倡让学生写真话，写心里话，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学生能写出真心话，并不等于会写文章。写文章还要讲究章法、技巧，还要在通达上下足功夫，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模仿好文章在结构、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的优点。叶圣陶先生对此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课文就是例子。”因此，模仿是沟通阅读和写作的一道桥梁。事实上，许多老师也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只知道让学生机械地模仿课文，没有做到古人所说的“师其神，不见其貌”，缺乏创新精神。古人在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再次，注重文道统一，提倡文以载道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在这里讲的虽然是诗歌的教化作用，但也可以推测，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把“文”和“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里所讲的“道”，有其封建性的糟粕，需要剔除，但“文道统一”的确是语文教学应该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我们所提倡的“文道统一”，就是兼顾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把语文知识教学和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有机地融为一体。可惜的是，有的老师在语文教学中，重“文”不重道，只传授知识，不重视育人，或者人为地把文和道割裂开来，将语文课上成了“思想品德教育课”，或者在课文课上加一个长长的思想教育的尾巴，搞穿靴戴帽式的对号入座，这些做法都有悖于“文道统一”这一教学原则。

最后，运用启发式，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

《论语》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记载的是孔子如何启发他的弟子谈各自的志向。老夫子循循善诱，弟子们畅所欲言。可见，启发式教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滥觞，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开山鼻祖。

如今，启发式教学已被写进《义务教育法》，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启发”，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有人认为课堂上无尽无休地提问，把语文课上成典型的“提问课”，这就是启发，这实在是对启发式这一教学方法的误解。

“启发”一词含有打开之意，即通过教师的“启”去打开学生堵塞的思路，让其在积极的思维状态中，自觉地获取知识。简单的知识，学生一看就懂，无需教师再去“启”，需要“启”的是哪些复杂的知识。这些知识，学生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困难，需要教师引路搭桥。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动思维机器，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启发的根本目的在于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曾在《中学语文教学·论文选》第八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