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应试教育模式对学生来说到底帮助几何？

要想改善中国的教育缺陷，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些并不新鲜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现状。

这篇文章来自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希望能从中得到部分答案。

发达国家被人诟病的教育问题，往往是学生习得的基础知识不如中国学生多，但教育在中国的问题，恰好就变成了：中国人重视教育，但太简单地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却缺少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这是个存在已久的古老命题。

钱颖一为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包括：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列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积累等等。

钱颖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2006-2018），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的是关于“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的是关于“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和“问为什么”（ask the why question）。

01

三句话解答“钱学森之问”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教育价值的认知是知识获取(从学生角度)和知识传授(从教师角度)。

目前的应试教育，更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因为考试的基本目的就是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学生的职责是学习知识，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这些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

教育不等于知识

中国小孩回到家里，家长通常问的问题的是：今天你学了什么新知识？具有工作经验的人再回到学校学习，目的是为了更新知识。

事实上，知识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中国，知识又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当今中国，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派生出一系列学生学习知识的特点和方法。首先是学生学习知识投入的时间多。研究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平均每天多两个小时。当然，这会产生挤出效应，由于用在学习知识上的时间多了，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时间就少了。

学生投入学习时间多，不仅反映在校内学业负担重，而且也反映在课外辅导多。最近教育部门试图减少学生校内学业负担，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校外辅导班的增多。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教育辅导产业，一些这类公司上市了，并且有很高的市值。这都说明了市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

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下，学生为掌握知识点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于文科题目，“死记硬背”是传统方式。而理科题目，当然可以死记硬背公式和概念，但是解题就不容易了。

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经历中发现，中国留学生往往在硕士和博士头两年的考试中领先全班，因为他们学得早、学得多、学得深。但是在此之后，当到达了知识前沿时，在需要自己探索新知识的时候，中国学生的通常优势就没有了。这似乎同时印证了“因材施教”方法的长处和短处。

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测评PISA中表现优秀，以至于近期一些发达国家聘请中国中学教师去教课。大量中国留学生被发达国家大学接受读硕士和博士。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教育有它的长处。不过，中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可能正好与美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相反。虽然我们重视知识，但是我们存在另外的、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太简单地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教育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呢？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他对教育也有很多深刻见解。我最常引用的爱因斯坦关于教育的一句话是：“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

批判性思维教育是一个目前在世界范围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受到重视的话题，而创造性思维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

在大学中，致力于本科通识教育的人更加关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关注创新的人则更加关注创造性思维教育。

批判性思维=打破思维“禁区”

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Derek Bok）在2006年出版《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这本书基于他对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观察和反思，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提出诸多批评和改革建议。在我看来，他在书中对美国大学生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根据对哈佛学生的观察并且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博克在书中把大学本科生的思维模式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Ignorant Certainty”，即“无知的确定性”。

这是一个盲目相信的阶段。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新生，往往都处于这个阶段。在中学，学生认为学到的知识是千真万确的，这个确定性来源于学生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是一种无知下的确定性。

第二阶段是“Intelligent Confusion”，即“有知的混乱性”。

这是一个相对主义阶段。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各种对立的学派。虽然学生的知识增加了，但是他们往往感到各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无法判断出哪个说法更有道理。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

第三阶段，就是“Critical Thinking”，即“批判性思维”阶段。

这是思维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在各种不同说法之间，通过分析、取证、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断，论说出哪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有两个特征：

第一，批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

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同解释和判断。

在这两个特征中，第一条是会质疑即提出疑问。能够提出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

据说犹太人小孩回到家里，家长不是问“你今天学了什么新知识”，而是问“你今天提了什么新问题”，甚至还要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中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

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条是在提出疑问之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力”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能力(skillsets)。第二个层次是“心智模式”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mindsets)。

首先，批判性思维的第一层次是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测试的。比如，美国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就是一种测试。

但是，这种测试也有问题：因为它是可训练的，所以测试成绩好可能是因为学生会考试。在以往的测试中发现，批判性思维的测试成绩与数学、物理等学科的测试成绩有相关性，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如何)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如何)的，但很少是关于“why”(为何）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但不求甚解。

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功利主义盛行，谈何创造性

批判性思维教育是一个普遍的教育问题，而创造性思维教育更多地为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所关注。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要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即创造性人才。

中国教育的优势表现在学生整体水平比较高，但是中国教育的弱点是突出人才太少。我曾经用一个统计学术语刻画这个特征：“均值高”“方差小”，含义是，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较少。

这个教育特征对经济发展有双重含义：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模仿追赶阶段，它并不是坏事，甚至是优势，因为比较整齐、平均水平比较高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执行和管理。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阶段，缺少突出的、有创造力的人才，对经济发展会很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培养创造性人才在今日的中国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基本原因。

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

比“钱学森之问”更为一般、更具准确性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不是没有，为什么这么少？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创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么？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三因素假说：创造性思维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决定。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而这些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人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几年前，清华大学物理系邀请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在探讨他们为什么取得科学成就时，清华学生提出的词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等。然而，这四个人回答是一样的，不是这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说好奇心最重要。

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还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只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

他在这里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识以外的因素，这正是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视的方面。

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下，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长，教师和学生越努力，虽然学生的知识增长了，知识点掌握多了，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被扼杀得越系统、越彻底，结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那么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

当前影响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义.个人和社会都想在创新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插个杆子，太阳一照，马上就能看到影子。

各种评价机制多奖励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创造性和长远的成果往往难度量、难量化。短期功利主义也是创新中的“同质性”和创业中的“羊群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乔布斯的创新也是来自一种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维”。面对IBM这样的大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乔布斯相信我要与你不同。

长期以来，IBM的座右铭是其创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维)，这就是ThinkPad名称的来源。1997年，当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正处于低谷。他为苹果公司精心设计了一个划时代的广告“献给疯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

一般来说，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

具体到当前情况，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这些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的结果。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者的乘积：

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x价值取向

那么，在这三种价值取向下人的创新动机不同，所产生的创造力也不同，如图2所示。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雄败寇的价值观，导致的是抄袭、复制，而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社会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

02

破题之道：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写的好”就是“看的清”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改革九年历程，学院的思路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是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粘合剂，批判性思维教育也是连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的桥梁。

批判性思维教育具有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发展的一般性特征。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新认识。

学院在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方面有两项具体行动，就是重点建设通识教育中的两门课程：《中文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写作课，这是一门目前在国际高校，包括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大一新生必修课。

这门课旨在训练学生就一个主题正确地提出问题，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清晰有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能客观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最终培养的是学生的理性思维和书面表达能力。

一手研究、文本细读、批判性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教学方式。要达到训练目的，以哈佛大学为例，12人一个小班，一个学期要开设70多个课堂，两个学期方可覆盖每年入校的1600名学生。

写作为什么与批判性思维相关？原因是写不好，是因为想不清。同学们发现，《中文写作》课不单是技术性的写作技巧，而更加是批判性思维的书面呈现。至今《中文写作》课在清华经管学院一直坚持开设了9年。

想清楚“为什么”比“如何做”更重要

经济管理学院如何在本科和研究生(包括专业硕士)阶段培养在商界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

2015年10月24日，Faceboo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学院顾问委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用中文为清华学生上了一课。有趣的是他讲的主题不是“如何创业”，而是“为什么创业”。他结合自己创建Facebook的经历，讲述了关于“使命”“用心”“向前看”的三个故事。

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很明确，他的使命不是创建公司，而是使人连接。他鼓励清华学生创新，但告诫同学们在做事之前，一定要先问“为什么去做”。

扎克伯格的这堂课对学生的启示是：想清楚“为什么去做”比学会“如何去做”更重要。这就是价值取向的意义，而这正是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中最为需要的。

03

教育改革必须培养批判和创造思维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在经济中的作用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因此，人工智能最有可能替代甚至超越人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获得知识的能力，并且机器在这方面有绝对优势：机器能够学习的知识量超过人，机器的记忆力也超过人。这就是替代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工智能还不能取代的。在这方面，人工智能却可以辅助人，帮助人提高效率，这就是互补作用。

所以，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有调整，努力的方向很明确，就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具有创造性的事。

教育改革应该把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针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我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

批判性思维教育首先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若干门课程上，比如写作、沟通、逻辑、统计、伦理、道德课程，但也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

第二，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心态和习惯即心智模式作为更高的教育目标。

这就要求不仅要教学生如何思考，更要启发学生思考什么，并鼓励学生为追究深层次原因多问为什么。

第三，批判性思维教育需要宽松和宽容的氛围。

大学和社会都要创造有利于学生自由发展、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要允许学生犯错、失败，允许学生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成长方式。

针对创造性思维教育，我也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要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知识，并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

鼓励本科生在第一学位之外学习第二学位，鼓励研究生获得不同学科的双硕士或双博士，鼓励学生融合文、理、工、医、艺。

第二，要有意识地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好奇心是比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更强的创新驱动力。要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不要轻易打击不符合当前规范的“胡思乱想”。

第三，全社会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追求。

不能低估推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可以驱动经济发展，但不只是为了驱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创造力最终使人更自由、更幸福。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类文明高级阶段的基石。中国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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